如今乌克兰战争打了快四年了,有人说俄国不怕制裁,反而越制裁越强大越有钱,可事实上看,俄国军工企业有没有赚到钱不说,但俄国社会只能说是倒了血霉。别的不说,就说空运飞机这块儿。据相关统计,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俄国运营机队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客机来自波音和空客,遭到制裁后,俄国将近三分之二的飞机因为替换零件被迫停飞,所以就逼的俄国人自主研发全国产大飞机。今年四月份俄国国产的SJ100客机就首飞成功。当然了,这飞机到底如何,只能留给俄国人享受了。

◇图为相关新闻截图
由于全球民航客机市场早就被波音和空客瓜分了,咱们正常人如今出门坐飞机基本不是波音就是空客,而波音不只是能造大飞机,也深入参与了美国军方的各种先进武器研制,稍微再往前看看历史的话,二战中美国主力战略轰炸机B-17和B-29也都是出自波音公司,这么看来,波音是跟美国深度绑定的一家航空公司了,然而当波音公司成立的时候,它第一位被聘请的有航空专业背景的工程师却是一位中国人,也正是这位中国工程师帮助波音赚到了历史上的第一桶金。那么,这位中国人怎么就当上了波音的首席工程师,他后来又有怎样的故事?今天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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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的这位中国首席工程师名叫王助。1893年生人,1908年在他16岁的时候进入烟台水师学堂学习。1909年,大清提出了重建海军的计划,要选派一些留学生去当时海军最强大的英国去留学,王助就是其中之一。1912年,王助在英国第一次乘坐飞机,当他在那一年从英国的杜伦大学毕业时,大清已经完蛋了,随后的北洋政府看到航空发展在军事上的应用前景,抽调王助等十二人去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去学习航空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开设的航空工程专业。

◇图为麻省理工学院

◇ 图为青年时代的王助
此后不久因为袁世凯称帝风波,北洋政府官派留学生的学费没了着落,大部分人也就回了国,但王助等三人坚持了下来。1915年,王助顺利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他当时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多种圆柱组合的空气阻力》。这题目跟飞机性能提升大有关系。当时的飞机基本都是双翼机,甚至三翼机也不是没有,上下两层机翼之间需要有撑杆和张线进行结构固定,这些结构可以被看作各种圆柱体的排列组合,它们其实非常影响气流,进而影响飞机速度等一系列飞机飞行参数,而王助的论文其实就是针对当时的飞机结构,提出优化飞机性能的重要理论依据。当然,这当中牵涉到流体力学和大量的非线性偏微分模拟,对于王助来讲也都给解决了。

◇图为乔治·康拉德·韦斯特维尔特(1879年12月30日 – 1956年3月15日)美国海军工程师,他与威廉·波音共同创立了“太平洋航空产品公司” 。韦斯特维尔特于1916年离开公司,波音公司于次年 将公司更名为波音飞机公司

◇图为威廉·爱德华·波音(William Edward Boeing ,1881年10月1日-1956年9月28日)美国航空先驱。他创立的波音公司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制造商之一
硕士毕业之后,王助住在纽约并先后在寇蒂斯和通用等公司实习,寻找更好的机会。当时他的同学兼好友威廉·波音和乔治·韦斯特在西海岸的西雅图成立了太平洋航空器材公司,后来韦斯特参军离开,整个公司陷入濒临破产的窘境,此时波音将公司接手并改了名,这就是波音公司的起源。

◇ 图为西雅图飞行博物馆中复原的被称作“红色谷仓”的波音公司最早厂房

◇ 图为王助在波音初期主持设计的B&W水上飞机

◇图为1917年,站在飞机前面的王助
随后波音聘请王助担任首席工程师,这一年他也才二十四岁。而王助刚担任首席工程师就面对一个严峻的挑战,当时新成立的波音公司给美国海军设计了一款水上飞机BW-1型,并制造了两架原型机。当时的美国海军经过试飞评估拒绝了这飞机的订单,理由是它起降时不稳定,飞行时各项参数也不能达到美国军方的要求。

◇ 图为波音首次获得海军订单
王助担任总工程师之后马上针对这BW-1型飞机进行大刀阔斧地改进,最终的成品是BW-C型。这款飞机不但改掉了之前的毛病,还远远超出了美国海军的期待,美国海军一口气订购了五十余架,总金额是57万多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亿美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了。正是靠着这一笔订单,陷入危机的波音公司起死回生,此后公司靠着这第一桶金,在飞机设计上不断推陈出新,先是在一战之后推出邮政机和客机,又在二战前涉足重型轰炸机领域,到了这时候波音已经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巨头之一,再往后一步步涉足喷气客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 图为孙中山先生手书“航空救国”

◇ 图为船政局内的王助等人雕塑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提供
不过波音公司在BW-C型飞机之后的成就就和王助没有关系了。1918年,北洋政府在福州船政局的马尾造船厂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也就是海军飞机工程处,负责制造水上飞机。而王助尽管在外多年,但一直心系祖国,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航空报国,所以在完成BW-C型飞机开发之后,王助和其他几名在美国学成的飞机设计师一起回国,供职于这个海军飞机工程处。


◇ 图为福州船政局的王政甲型一号飞机复制品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提供
当时的中国飞机制造条件非常艰苦,经费不足材料短缺那都是家常便饭,但王助凭借自己对航空工程的造诣和在波音工作的经验,组织研制生产了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并于1919年首飞。

◇ 图为福州船政局甲型一号飞机的水平尾翼结构件复制品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提供

◇ 图为福州船政局美国寇蒂斯发动机和螺旋桨复制品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提供
这架飞机采用美国寇蒂斯公司的发动机,其飞行性能不亚于当时欧美等国家的产品。随后王助和同事再接再厉,陆续生产了几型改进版的水上飞机,并在1922年研发成功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动机库浮坞。从此之后一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王助都一直在福州工作。此后王助在南京政府内担任各种和航空有关的技术性职务。
抗战爆发之后,王助率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讨论在新疆设立中苏联合飞机制造厂的计划,但苏联并不愿意得罪日本,所以对王助一行尽管吃住招待都非常热情,但这事儿最终也没有下文。此后的王助在新成立的航空研究所任职,对于中国航空严重依赖国外飞机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看看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哪些器材可能被国产所替代,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图为在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办公室的王助

◇图为王助指导并直接参与研制的研教-1型教练机(左)和研教-2型教练机(右)
如果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说王助作为波音的第一任首席工程师,心系家国,在后来的航空事业中燃尽了自己,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王助回国之后到抗战之前,也正是世界航空大发展的时代。过去木质的双翼机逐渐被金属结构的单翼机所取代。与此同时,可收放起落架和全封闭甚至加压式座舱也成为了飞机的标配。这段时间世界航空的发展可谓是一日千里,而王助回国之初福州船政厂尚能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不相上下的飞机,但十几年后,中国的航空事业的确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图为德国研制的bf-109单座单发单翼全金属活塞式战斗机

◇ 1940年9月13日,中国军队空军以苏制E—15、E—16战斗机和日军零式,97式战斗机展开空战 图为璧山空战复原图
如果要论及其中的原因,我们当然可以说那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时相对和平的年代里,航空技术的进步有相当多程度上是靠着航空竞速比赛来获得的。当时这些竞速比赛影响特别大,参加这些竞速比赛的飞机为了夺魁,其工程师和飞行员会穷尽一切努力让飞机发动机马力更大,外表面更光滑,这些工程师和飞行员按照传统的眼光看,基本都是些不差钱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和一帮技术怪人,竞赛中他们的技术在当时看起来没什么用,但如此积累却在实际上极大推动了航空产业的发展,所以当时也被成为是“航空的黄金年代”。

◇ 图为宫崎骏电影《红猪》剧照

◇ 图为1913-1931年施耐德杯历届冠军,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飞机的平均速度已经从73.6km/h极速攀升到547.3km/h

◇ 图为参加施耐德杯水上飞机竞速赛的超级马林 S.6B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法国的施耐德杯水上飞机竞速赛,这项赛事从1913年开始举办到1931年,其中意大利的飞机两次夺魁,当时那架漆成红色的飞机成了意大利航空技术先进的象征,后来宫崎骏的动画《红猪》也是以此为原型。而在最后的几次施耐德杯水上飞机竞赛中,英国超级马林公司的水上飞机连续霸榜,而超级马林在此过程中的技术积累日后成就了一款鼎鼎大名的战斗机,它就是二战中的喷火,不列颠之战中英国的守护神。

◇ 图为喷火式战斗机原型机K5054
说完施耐德杯,我们再说说美国富翁霍华德休斯,他这辈子衣食无忧,但就是痴迷航空技术,还自己设计飞机。1935年他打造了一款竞速飞机H-1型,这款飞机把流线型做到了极致,甚至机身上的铆钉和接头都要采用平头方式,以期最大限度减少阻力。

◇ 图为小霍华德·罗伯茨·休斯(Howard Robard Hughes Jr.,1905 年 12 月 24 日 – 1976 年 4 月 5 日) 美国航空航天工程师、商业巨头、电影制片人和投资者。 他先是以电影制片人的身份而闻名,然后成为航空业的重要人物

◇ 图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收藏的H-1型竞速飞机
休斯亲自试飞这架飞机的时候飞到了超过5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这在当时是令人惊讶的数据。虽然这H-1只造了一架,但它对速度的追求却深刻影响了此后的飞机设计师,二战时的许多著名战斗机,比如美国的F-6F地狱猫,德国的Fw-190和日本的零式战斗机,都从它身上获得了许多灵感。这位休斯的故事前些年还被搬上了屏幕,名字叫做《飞行家》,主演就是小李子,感兴趣的诸位可以去看看。

◇ 图为由休斯驾驶休斯H-4 大力神飞机

◇ 图为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飞行家》
在这样的航空黄金年代中,纨绔子弟们绞尽脑汁让飞机飞得更快,由此造就了航空技术的大进步,王助的能力当然非常强,但他既然是在官办的工厂中,再考虑到当时中国动荡的时局,自然也不可能去设计飞机参加这样的竞速赛。
就这样,中国的航空工业在这么一个黄金年代落伍了,这也再次证明了几个历史上被反复证明的道理,第一个就是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不能被事先规划的,一些看似不相干甚至荒唐的人可能就会在不经意间改写历史。第二个就是凡事太讲求实用,那么就会有很大概率在大变革的时代中被淘汰出局。当年曾经身为波音首席工程师的王助去到莫斯科奔波未果,而与此同时,竞速飞机催生出的先进战斗机已经开始装备各国空军,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中国其实是有人才的,其中也有不少人真的是满怀一腔热血要报国,但国情如此,环境如此,也就只能是历史的无奈了。

◇ 图为1947年,已经成为麻省理工教授的钱学森回国探亲时与早年导师王助合影
话说回来,整个三四十年代,由于时局动荡,王助在中国航空领域更多的是扮演挖掘青年才俊,为中国培养航空技术人员的角色。多说一句,他在中航厂任职期间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实习生,王助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华,有意提携这个晚辈。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钱学森。到了1949年,王助到台湾定居,并在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留有多部著作。1965年因为肝炎而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在他过世之时,波音公司已经在研发日后经典的737型客机,并开始着手设计空中巨无霸波音747了。随后的波音取得巨大成功,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王助作为波音第一任首席工程师的地位却无人知晓,甚至是在他晚年任教过的成功大学,他在波音公司的往事也渐渐被人淡忘。但是在大洋彼岸,一些美国人却还一直记得王助。
1999年,成功大学校长冯达旋访问美国,期间参观波音公司,波音公司的总裁特地提到说波音起源于中国。2016年波音公司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美国华盛顿州参议院通过决议,特别纪念表彰王助的贡献。而在波音公司的博物馆里,关于王助的纪念文告写的言简意赅,最早的,也是最好的。

◇ 图为西雅图飞行博物馆中复原的波音公司创始厂房——红色谷仓,里面就有王助的介绍展板
有了这些重新浮现的历史,王助的往事才没有被人淡忘。有的人提到他,往往会说他是“波音之父”,甚至就直接说波音起源于中国。如此说辞当然充满了很多骄傲,而这么一位波音首席工程师回国之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才是最让人扼腕痛惜的地方。
说到底,航空也好,技术也好,很多东西都说能救国,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所以说国情的改变真的不是靠什么灵丹妙药就能解决的问题,而美国国父亚当斯的有句话,至今还是让人振聋发聩,或许就是这个故事最好的注脚了,“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会拥有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博物、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的自由,他们的孩子们才有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艺和陶瓷的权利”。关于这句话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整个国家体系都有问题,弄得自有国情在此了,那么技术上也许会领先一时,但这样的领先最终也是一言难尽,如今俄国的航空工业现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了。